论张爱玲与鲁迅关于人性表现上的比较

论张爱玲与鲁迅关于人性表现上的比较

一、不同的土壤   相同的果实
张爱玲与鲁迅的时代差距甚远，两人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中。鲁迅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接着迎来了五四运动，置身于新文化运动大潮。张爱玲，从一开始走上文学道路，就置身在一个狭窄的沦陷区的生活圈子里。但这两位作家对中国现代人的精神本质的探索，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人性的表现上都结出了累累硕果。
1、病态人性的挖掘与表现——殊路同归
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所以鲁迅和张爱玲关注的对象不同，因而描写对象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张爱玲关注的是洋场社会的遗老遗少。但是他们却都把笔触伸向了病态的人性，深刻剖析病态的灵魂，可以说是殊路同归。
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写，在鲁迅小说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出于他对“国民性”弱点的正视。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他“弃医从文”的故事时曾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
但是鲁迅的小说对于劳动人民和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描写，他不是着重于叙述他们如何贫困，为何艰难，而往往把他的笔伸向人物的灵魂，剖析他们精神上的落后、麻木和愚昧。于是，我们看到了，从科举阶梯上跌落下来的孔乙己，压根儿也没意识到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小说里的“短衫帮”，虽然处在社会最底层，却对孔乙己的不幸无一同情,革命者夏瑜为推翻封建统治而血洒刑场，从花白胡子到二十多岁的人，面对大悲剧，竟然麻木到和刽子手很有快感地一唱一和！华老栓、华大妈这对秉性善良的下层人物，竟把革命者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药石……
鲁迅之后的张爱玲最关注的是40年代上海香港中期的遗老遗少和洋场社会。那些遗老遗少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