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

一、引言

亚里士多德为之眷恋的雅典城邦在其生活的年代已经是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在雅典内部，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工商业和农民破产。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城邦的阶级结构也向着两极变化：一端是家财万贯的大奴隶主，另一端是大量贫困破产的自由民，至于中间阶级，尚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成为主流的阶级实现城邦的稳定。恰恰相反，在既缺乏宽容性的雅典民主和物欲横流的公民心态的环境中，即使存在中间阶级也必然向着两极发展。两极分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频繁，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奴隶和破产自由民的暴动、起义，还包括大奴隶主通过各种方式篡夺政权，削弱原有的民主政体，代之以专制的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来满足私欲。雅典的政治民主不仅没有像原先设计的那样有利于城邦的秩序和稳定，实现城邦的正义和善业，反而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排除异己进行政治斗争的合法工具。无政治中心的民主制，随波逐流的公民，雅典堕落的是民主制度，更是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城邦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混乱。“人一旦毫无德行，就会成为最邪恶、最残暴的动物，就会比其他任何动物更易沉溺与淫欲和贪婪之中。”[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 苗力田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似乎正是当时雅典城邦的写照。另一方面，雅典还要面临其他城邦的威胁，包括斯巴达、迦太基、马其顿等。不过，这种城邦间的斗争使得城邦间处于“战争状态”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以武力为后盾的对外殖民，除了对于财富的追求外，更是给紧张的内部矛盾减压。如果说雅典内部的民主是温和的，那么对外竭尽所能的贸易扩张、争夺，获取超额利润却是充满了血腥。正如中国那句古话：“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样，在与斯巴达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之后，希腊最有实力的两大城邦无一例外的衰落了。与他们的境况相反，北部的马其顿逐渐强大起来，伴随着亚里士多德的高足—亚历山大的帝国梦想，城邦的幕歌一步步向雅典人的自尊逼近，随着马其顿和希腊各城邦关系的确定，希腊的城邦沦为帝国的行政单元，曾经极盛一时的雅典也概莫能外，在这剧烈的变化中雅典城邦失去的不光是独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