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建安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浅论建安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引  言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曾经借主人公之口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艺术是发扬生命的。诗歌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更应该关注“生死”、“发扬”生命。中国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命问题，曾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他们普遍认为开始于魏晋时代，如李文初的《从人的觉醒到“文学自觉”》、《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三论我国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杨自强的《魏晋文人放达的文化背景》等。同时还有赵敏俐的《“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反思》认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始于汉代。更有认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始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而笔者认为中国的文学真正扬起生命意识的风帆，在人生激流的楫桨击水中唱出慷慨激昂的生命之歌，当开始于汉末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的创作。

首先，曹操是建安时期的实权掌握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极开放者，可以说在他的领导下，建安诗人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影响；其次，建安诗人基本上目睹了汉末战争杀伐、政治迫害和随战争而来的饥馑瘟疫，使他们感到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几乎被异化成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毫无尊严可言的政治斗争工具及牺牲品。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人生无常、生命不永的慨叹，但表现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使自己的名声传于后世。创建流芳百世的功业，固然令人神往，而现世的人生则更为具体、更为诱人，诗人在深感“生之可贵”而“死之可期”，既然人最终难免一死，生命又不可能无限地延长，于是他们滋生了及时行乐的思想，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生命的密度，相对地延长生命的长度。他们还认识到自己写下的文章既不必依靠历史家的记载，又不必依附于政治，它本身就可以使自己的名声传于后世，达到不朽。于是，他们写下了大量的精美诗篇，在形成“建安风骨”这一共同特色的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不论是建功立业、及时行乐，还是著书立说都表明了建安诗人已经摆脱了经学桎梏的影响，开始关注个人的生命价值、生存状态等重大问题，是人类思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至今仍在指引着人们向人文精神的顶峰攀登。

一 建安之前人们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是人类对自身生命进行自觉的理性思索和情感体验，是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我们中国是一个富有诗度的国家，诗人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在诗歌中体现出来。

《诗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活水，他的主要内容涉及周民族的史诗、赞颂、婚恋、农事等等，对“生存或毁灭”这个哈姆雷特所认为“必答之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诗人的生命意识也有所觉醒。例如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