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嫉富”和“羡富”的矛盾心态论“嫉富”和“羡富”的矛盾心态-word文档网

论“嫉富”和“羡富”的矛盾心态对白居易讽喻诗价值的影响

白居易的讽喻诗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目标，是典型的“政治功利”诗，他本人的理论著作《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等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后人也多不置疑。千百年来，白居易讽喻诗的价值评判就一直围绕着“政治功利”的利弊问题经历了多次起伏。前后变化之大，说法之多，都是众多古典诗歌作品当中所罕见的，如胡震亨《唐音癸篚》云：“……少陵后，仍咏见事讽刺，则诗为谤汕时政之具矣。此白氏讽谏愈多愈不足珍也。”胡氏以“政治工具”论全面否了白居易的讽喻诗。自此，众说纷纭，但总体上是贬多褒少。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白居易的讽喻诗又因它积极干预政治而获得至高无上的评价，如称它是“现实主义的颠峰”，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等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以“政治功利”论否定白居易讽喻诗的言论又重新兴起，如说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是艺术上的失败”﹙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92期﹚一时间，肆意贬斥白居易讽喻诗又成了学术界的一种时髦！可见，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白居易的讽喻诗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如何正确的恰切评价它的价值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小的问题。
我认为，白居易讽喻诗历来评价不一，主要是因为评价者把“政治功利”当作衡量诗歌优劣的首要标准，并根据自己的立场或褒或贬，以一种“功利”代替另一种“功利”。实际上，“政治功利”并不是衡量诗歌优劣的关键因素，起码也不是首要乃至唯一的标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是再明白不过的“政治功利”了，难道籍此否定《诗经》的地位和价值了吗？屈原的《离骚》陈子昂的《感遇》，乃至杜甫的《北征》，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功利”诗，而并不见人否定它们的价值。因为文学的创作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个人因素相关的，都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只是范围、程度不同而已。一件作品的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主题思想、内容题材、语言技巧等，“政治功利”说只涉及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以偏概全；政治与诗歌的关系本来可近可远，这取决于诗人的个性和主观感受，评论者不能纯粹依据个人喜好、倾向来判定它们的价值。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