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综述1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3
三、从汇率在经济杠杆中的地位变化看汇率自由浮动不必要4
四、决定汇率制度和政策成功与否的新因素5
五、 适度的货币升值可以作为政策来选择5
六、 结论.................................................................................................................7
内 容 摘 要
汇率制度作为一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该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 9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先后爆发了一系列货币危机，这些危机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汇率的调整和汇率制度的变革，因而，近年来汇率制度的选择又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汇率制度的争论也不仅限于传统的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争，还包括 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中间汇率与两极汇率之争。在国内，还有人民币的盯住汇率制与管理浮动汇率制之争。各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虽然在各自的分析框架下都正确或比较正确，但似乎都缺少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几个关键因素的把握。
一、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综述
现代国际金融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 （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20世纪 60 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金德尔伯格 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用较低 的 短 期 交 易 ， 减 少 汇 率 波 动 。 麦 金 农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提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 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 《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 “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 ， 格 劳 、 马 森 和 泰 勒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 “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 “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 “三 元冲突 ” ，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外，罗伯特·阿里巴也研究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 “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 “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 “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 （刘海虹），并提出了 “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 （师江春，袁鹰）。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 ! 弗莱明模型和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 “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汇率理论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经济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 （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 （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率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 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
三、从汇率在经济杠杆中的地位变化看汇率自由浮动不必要
利率、汇率、价格和工资被理论家们认为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杠杆。工业革命以来的
历史以及贸易发展史表明，这些因素确实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和控制的重要杠杆。但是，在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些传统的经济杠杆工具正在失去威力，或作用在减弱。只有当这些杠杆可调节范围比较大的时候，才能具有一定时间内的宏观效益。以价格来说，它基本已成为企业行为，成熟社会的企业已经从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价格不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杠杆。工资同样如此。利率和汇率的杠杆作用也很有限。美国在 1990 年 6 月到 2000 年 5 月期间6 次提高利率以及 2000 年 6 月到 2002年3月期间的 1 1 次利率升降对股市的调节作用均极其微弱。可以说，目前利率浮动对调节企业行为的作用有限，甚至利率浮动由企业说了算，而不是银行说了算。那么，调节汇率是否可以对宏观经济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呢？或者说促进某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并带来长期的利益呢？目前看不出来，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1 9 9 4 年以来，在人民币一直保持稳定的同时，我国的出口迅速增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纵观人民币贬值的历史，越是贬值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出口数量增加，但价格下跌，很多产品甚至因为遭反倾销而退出市场，货币贬值往往两年不到，出口成本又上来了。因此，通过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在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的今天，往往得不到预期的利益。倒是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改善结构、提高技术含量的非价格竞争可能更有利于出口竞争力提高。
经济学在设计汇率浮动的时候，实际上是假设其他因素为不变量，把汇率作为变量。如果反过来假设，其他因素就是变量。关键是把谁作为变量和不变量，当今时代，变量的杠杆已经不只是利率、汇率和价格，这些因素的作用已经很微弱，其他因素更重要。
四、决定汇率制度和政策成功与否的新因素
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是否成功，关键因素很多，有时候是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本身，很多时候则是其他因素。对于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国家的政治稳定以及政府对经济金融的控制和稳定能力决定着汇率的稳定和信誉。比如土耳其总理和总统不和、阿根廷总统与法院关系不和，均导致外部对该国经济金融失去信任，甚至借此进行投机。政府对经济金融的控制和稳定能力，特别是应对紧急情况、突发事件和内外危机的能力，往往是影响汇率稳定的更重要因素。
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比，今天的汇率波动机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影响汇率的因素首先是对政局、经济的信任、信心和预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信息传播和国际反应，其中包括国家信用评级和资本流动、债务调整等。例如，假设 IMF 不贷款给危机国家，这个国家的汇率就会突然恶化起来。一个国家的企业如果能够摆脱政治和政党的纷争，或者该企业主要进行跨国经营而不受国内政局的影响，这个时候决定汇率的第一因素不是政治和政局状况，而是金融或企业自身经营状态或其他因素。
适度的货币升值可以作为政策来选择
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货币贬值有利，而货币升值不利，据此，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断让本币贬值。但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依靠货币贬值实现工业化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等都是货币长期贬值的国家，但都没有获得持久的成功。相反，凡是在货币贬值以后能够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乃至升值的地区和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竞争力提高很快，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在金融危机面前的抵抗能力也比较强。比如，台湾(1982～1992 年)、香港、马来西亚均依靠货币稳定或升值提高了竞争力，战后的日本、西德也是如此。
韩国虽然实现了工业化并于 1996年加入了 OECD，但韩国货币长期贬值并依靠本币贬值和日元升值的机遇与日本争夺国际市场，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企业利润和国际竞争力却增长有限。
在当今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贬值作为政策选择必须慎用。在开放社会，货币贬值必然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民财富的流失与价值低估；而在不开放社会，货币贬值的危害是国内财富重新分配和通货膨胀。在开放经济下，本币贬值幅度多大，企业和金融的汇率也没有改变，这实际上意味着新元兑其他货币在逐渐升值。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1996年，新元兑美元汇率从 3.08∶1 升到1.4∶1，差不多升值了 54.5%，但这个过程用了 2 2 年时间。因此，新加坡并没有因为货币升值而带来危害，相反，货币升值帮助新加坡实现了出口结构调整。新加坡能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保持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汇率升值所产生的竞争力。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元汇率波动巨大，但日本没有陷入韩国那样的汇率危机，其原因在于日元升值所积累的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包括外汇储备）使其具备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历史表明，二战以后的日本、德国（原西德）都是通过货币升值使日元和德国马克逐步获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并因此保持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成功实现了工业化。
日元汇率只有在 1985广场协议后的升值是失败的。1985 年 9 月广场协议之前，日元兑美元汇率为 2 4 0∶1 ，1986 年 5 月升值到 160∶1，到 1988 年 1 月初更升值到 121∶1。从 1971 年到 1985 年，日元兑换美元从360∶1 升值到 240∶1 用了 14 年，而 1985 年至 1988 年日元兑美元同样升值 120 日元，却只用了两年多一点。两年多时间货币升值50%，这显然太快了，幅度也太大。日元快速大幅升值，成为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并带来很多其他问题。总之，只要有消化能力，货币适当升值是可以的。当然，适当的升值涉及到时间、幅度和时机问题，也有政策操作问题。如果不能把握好这些因素，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汇率政策都可能面临失败。
一、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综述3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5
三、从汇率在经济杠杆中的地位变化看汇率自由浮动不必要7
四、决定汇率制度和政策成功与否的新因素7
五、 适度的货币升值可以作为政策来选择8
六、 结论9
结论
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目前仍然是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关于汇率制度的争论也仍将进行下去。事实上，不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抑或是其他的中间汇率制度，都是在产权主体控制下，以实现内外均衡为目标的政策决策。不管哪种理论，如果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的这两个关键要素，就不会对实践有太大的指导意义。当然，关于内外均衡目标的具体内容、产权主体的行为特征、汇率制度选择与产权改革的关系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还需要通过实证的检验才能得以证明。
参 考 文 献
1.易纲：《汇率制度的选择》[J].《金融研究》2000.9.46-52
2.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7
戴金平：《国际金融前沿发展理论与实证方法》[M]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
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0
保罗·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M] 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2
6.刘海虹：《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产权经济学分析》[M]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