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财政政策效应

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财政政策效应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既是一个需要多方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又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其中，财税政策的选择、制定和调整，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特殊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其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物质利益和利润动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主渠道，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利益格局的形成和调整有着极大关联的国家财政分配，无疑对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储蓄和投资态势、企业行为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偏好，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除了财政体制和财政制度因素以外，财政政策的选择和调整变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尤甚。
一、财政总量政策效应
　　随着世界各国财政收支绝对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其相对比重（对GDP的比重）的持续上升，财政总量政策的选择和变动对一国经济增长态势和格局的影响也日益明显。从总体上说，财政总量政策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与影响，可扼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定时期的财政收支总量及其对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程度，即提供的数量与质量，满足公共需要的方式与方向，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与选择产生重要的制约和影响。比如，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宏观投资环境的营造和改善，在资金来源或融资方式上，都是以国家的财政性投入为主体、为依托的。如果国家的财力充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及邮电通讯等公共服务便能够与经济发展的客观（内在）要求相适应，甚至能够适当超前发展，而不是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这样，无疑将对一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前导性作用，奠定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在国家财政收支总量既定的前提下，总量的分配（配置）使用模式、集权与分权的适当和适度与否，也不仅将对财政资金本身的使用效率，而且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转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影响。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政体模式，有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区别，因而在各级政府的财权配置上，也演绎出不同的集权与分权办法。
二、财政结构政策效应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赖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它们都将在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调控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然而，国内外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又都认为，就其各自的政策特质、政策优势来看，货币政策则长于总量调控，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财政的结构性政策选择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从财政政策的作用层次上划分，可以把财政政策分为宏观财政政策和微观财政政策。
（一）宏观财政政策的结构效应。所谓宏观财政政策，即通过收支总量的变动来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以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宏观财政政策一般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或称为自动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或称为机动的财政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宏观财政结构政策主要是后一种类型的财政政策。（二）微观财政政策的结构效应。微观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调节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解决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微观财政政策目标一般通过税收政策手段和财政支出政策手段来实现。前者主要是调整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后者既有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又有财政直接参与的经济活动
三、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调效应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选择及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塑造和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两大政策的作用环境、作用范围、作用方向及其协调配合程度，一方面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调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经济增长方式也反过来对两大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产生明显的影响与制约。从前者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在财政、信贷资金供给上所存在的“大锅饭”弊端，就是形成企业投资饥渴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诱因；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又反过来促使和助长了预算——信贷资金的双重“软约束”痼疾。因此，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效应，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我国的长期实践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表明，以数量扩张为主，高投入、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的正常发挥及二者的协调配合，至少带来了三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特有的速度偏好，造成了巨大的投资压力和持续的投资饥渴，从而给财政、货币政策的需求管理或总量调控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困难。二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速度效应所造成的经济结构、产生结构失调，往往使财政、信贷资金投入产生双向扭曲的不良后果。即一方面是已经投入的资金因结构不合理、投向偏误而变得使用效益很低，弱化了企业的产出效应和还贷能力；同时这种低效益、低积累能力，又反过来增加了新的、更大的投资需求，从而演化出一种高速度——高投入——低效益——更高投入需求的恶性循环。其结果，财政、货币政策都将在这种循环中陷入困境。因为任何经济政策都既不该导致结构扭曲和低效率，同时又不可能长久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三是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以“反通胀”为重要目标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设置了严重障碍。因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既造成需求拉动，又导致成本推动，从而是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诱因。这种情况已为我国多年的实践一再证明。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财政政策长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优于总量扩张。事实上，中外的长期实践都是一再表明，无论是在经济扩张还是在经济紧缩阶段（时期），两大政策都能对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只不过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财政或货币政策的传导通路局部受阻），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我国的最新例证是，1998年以增发1000亿元国债为重点，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政策调整，无疑对适度的总量扩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当年货币政策的调整运用上，包括对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1000亿元国债的配套信贷资金投入，其他信贷投向上对企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调整等，货币政策并非是没有或少有结构调整的作用和功效。正是有鉴于此，在促进我国以结构优化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两大政策自身及其协调配合运用，既不应失之于偏颇，更不能顾此而失彼。而就在新的体制框架和制度环境中，针对上述弊端，通过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和运用，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