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克服措施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凸现，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如何在新形势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成为今天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攀钢煤焦化公司在实际工作遇到的突出问题，从多方面对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最后得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必须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善管理方式的目的，以促进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的和企业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 困境 克服措施
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历来是一大难题。国有企业在管理方面的薄弱已经成为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瓶颈。本文对攀钢焦化厂这一国有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其所反映出的问题在当前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通过对国有企业管理普遍存在的问题的总结及对策分析，以达到促进经营管理思想的转变，提高抗风险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管理方式的目的。
一、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由于多数国有企业采用集权管理方式，决策程序不科学。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多由政府直接任命的，采用集权管理方式,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身兼数职，各种决策集于一身，决策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公司经济利益等，一般职员无法监督，这种现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很好地给企业的决策者提供一个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与重复博弈的规则，使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利润没有长远关系，决策者管理努力投入不足。另外，多数国有企业是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式的集权管理方式，政治色彩浓厚，不讲规则，企业管理决策采取领导拍板式权威决策。有能力的决策者由于责任意识淡薄而忽视管理，造成个人决策、集体负责这种扭曲的决策行为，直接影响了管理效率。同时，国有企业总公司的领导，身兼子公司、控股公司数职，各种不同机构、公司的决策权也往往集于一身。但大量的经营活动往往又必须靠普通职员去操作，但普通职员甚至下属公司、分支机构的领导都无权参与决策，也不用承担决策错误的责任，这样，就形成了决策的人不了解详细情况，了解详细情况并具体操作实施的人员又无权参与决策的怪状，这种状况是很难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造成了决策的不科学、不规范，甚至造成决策失误，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二）、国有企业管理者管理素质和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者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经营管理者对国企的生存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国有企业管理团队状况如何，整体素质的高低，是国有企业的兴衰成败的关键，因此说，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对于国有企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来，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管理者顾全大局，锐意改革，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这支队伍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体制原因造成，我国长期以来在国企管理实践中很少论及经营者的人力资本开发问题，使绝大多数经营者仍与职工一样，实行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分配办法，没有与其承担的责任、风险和企业资产增值、利润实现程度等挂钩，工资收入水平偏低，没有对经营者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不利于国有企业管理能力的发挥，。 另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自身的素质存在问题，有些领导政治、业务素质不高，领导、决策能力不强，致使决策不果断，管理松弛，事业心不强，怕担责任；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善于使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不懂得资本经营，尤其不熟悉国外市场，不善于改进营销管理，不关心有关企业经营的法律法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束手无策。有的管理者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损失，还有些领导班子成员不团结，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严重影响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整体上距离优秀企业家的水平还有不小的距离，从经营者角色向企业家角色的演进，需要我们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要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由技能型向创新型的转变。（三）、由于旧有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使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和规则。我国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员要对分支机构、子公司领导负责，分支机构、子公司负责人则对总公司领导负责，因此一般职员无权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活动，一些重大决策主要由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负责人决定或由他们报告总公司后决定，那么这些决策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公司经济利益等，一般职员无权发表意见也无法监督。其次，由于公司实行的是劳动合同制，职员的饭碗往往直接掌握在分支机构、子公司的负责人手中，所以一般职员对他们的任何所作所为不敢有任何非议，甚至发现其决策中的某些问题。 另外，我国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形式和民主管理机构没有发挥必要的作用。有的企业对应该民主形式通过的、事关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和重要问题，不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通过，而以企业的决定、制度、规定等方式下发执行，绕过职工代表大会这一必要的程序。 有的企业召开职代会前，不认真按照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程序，不征求代表对会议内容和有关问题的意见，使代表们提不出针对性强、切合企业实际、措施得力的高质量提案。有的企业不按照国家有关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的内容，厂务公开制度不规范，对职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干部的提拔使用、施工合同的招投标等事项或不公开或部分公开。国有企业普通职工自身素质不高，也是民主监督机制不能很好执行的因素，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能力不高，对企业的经营方略、安全文明生产、精神文明建设等事关企业建设和发展的提案建议不多，针对性不强、可行性不高，代表的提案、建议没有广泛听取和收集所在单位、班组职工群众意见、建议，提案的代表范围不广泛，反映的问题不够深刻，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四）、国有企业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机构繁多且不合理。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是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进行了改革，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仍旧深远。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机构上层次过多、分工过细、职能交叉，国有企业从总公司到各分支机构、子公司的主要领导几乎都分别担任着许多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职务，这种状况不利于提高管理效能、降低管理费用，不利于管理水平的提高、信息技术的进步。公司虽设立了分支机构、子公司、孙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但却没有划分清楚各自的责、权、利关系，更由于领导相互兼职，使这些机构、公司间的责、权、利关系更加混乱，另外，非生产性组织占了很多的编制和人员，真正的生产管理人员在企业内部地位不高，编制限制也很紧。这种状况导致了孙公司的责任由子公司承担，子公司、分支机构的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甚至控股公司的责任也由总公司承担的不良后果。由于体制上的混乱，必然会导致决策混乱、领导不力、管理不善等恶果，由于一人同时身兼不同性质、不同机构、不同层次的数种职务的现象为扯皮、推诿、不负责任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借口。由于公司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自然各部门、各职员的工作职责也就不甚清楚。就出现了一些人无所事事、一些事又无人问津、一些人越做事越多、一些人不做事老没事做的奇怪现象。这种混乱不堪的状况严重了挫伤职员的工作积极性。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企需要逐步建立以效益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五）、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自身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大量地进行了技术改造、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不少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在于我国企业管理滞后，无法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无法使技术创新得到正常的发展。目前在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开展了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并没有成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这是因为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不足，在技术引进之后，没有充分地对引进技术进行研究、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从而使现阶段我国主要工业部门的技术与国外仍有较大的差距，消化创新能力较差。 另外，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体制，技术成果常常并不成熟，其市场前景难以把握；企业自身能力不强，没有合作和开发的基础，即使接受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成果，也难以把这些成果商业化，另外自身企业基础管理工作还很薄弱，管理机制不健全，因此，产、学、研合作创新并未发挥预想的作用，我国国有企业自身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但企业的技术创新仍然主要由企业独立进行着。
（六）、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混乱，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人力资本含量高的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和技工严重流失与冗员过多、人浮于事并存。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的好坏受众多因素影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企业的劳动者——人力资源，他们是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在国有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国企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目前国企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配置不科学，队伍结构比例失调，管理人员富余、一线操作人员紧缺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普通型、技能单一型的人员富余，而从事经营管理、科研开发、技能操作的拔尖人才和一专多能人才不足。不能按需引进，难以按需流动，导致资源适用性差，个人技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近年来国企人才流失比较严重，整体上职工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有老化的趋势，企业净人力资源相对减少。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国企用人机制不活以及激励手段乏力的问题明显，人浮于事现象普遍存在，难以充分发挥现有人才潜力，没有能较好地帮助企业实现内部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盘活现有劳动力资源。3、国有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不足，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育人机制、成才环境尚未形成，实际情况多是重管理轻培养、重使用轻开发，盲目地强调向管理要效益，但却没有做好员工的前期培训工作。4、管理制度的制订与实施不科学，许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从其内容来分析，不是从“以人为中心”出发，只是就员工考勤、奖惩制度、工资分配、工作规则等方面对员工加以限制。因此要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发，来规范企业和员工的行为，以求得员工发展和组织目标的实现。（七）、我国国有企业没有形成科学考核机制、绩效评价机制，造成人才流失、浪费严重。我国国有企业，由于缺少科学的考核机制，忽视人的利益和主观需要，严重影响了员工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很好发挥其才能，造成严重的人才浪费。在用人方面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往往通过管理者的印象决定人才的价值。由于不同管理者的阅历、能力及对待人才看法的差异，具体操作中难免松紧宽严不一、因人而异，使客观、公平、公正的选人原则难以体现。 在收入分配方面缺乏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收入分配机制，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仍很严重，忽视了人在工作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急功近利，无法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企业往往出于应付企业一时的人才短缺，不注意人力资源的战略性开发，不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不能为引进的人才做出合理的、与企业发展同步的职业生涯计划。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人力资本含量高的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和技工严重流失与冗员过多、人浮于事并存，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本质认识不足，对人力资源这种特殊资产的保值增值意识淡薄。（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有企业不得不面临外部环境的发生深刻变化所引发的问题。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强，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行业内垄断型的大企业集团形成，各个行业均存在一两个具有顶级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处在此行业的任何一个企业必须紧跟领先企业的步伐，这给国有企业造成了很大生存发展压力，否则会被市场淘汰；同时，具有超前的观念、新型产品、先进的管理方式的新企业层出不穷，这种更具竞争力的企业使竞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国际市场上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会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利益，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可能转化为国家利益与实力的竞争，政府行为会介入企业竞争之中，使企业竞争环境变数更加风云多变。科技的进步和应用，使企业新型产品、先进的管理方式层出不穷，使老企业面对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科技进步对国有企业提出巨大挑战，科技的缉捕导致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变短。一些企业若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就会被淘汰。科技的进步还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技术与信息贸易的比重增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面临的日益加大的压力使我国劳动力费用低廉的优势逐步减弱，流通方式向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对社会组织的领导结构和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问题都要求进行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创新，通过创新，适应变化，迎接挑战。
二、面对我国国有企业在管理中遇到的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的对策： (一)、国有企业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生存发展环境，必须努力提高国企管理者的素质，建设高素质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一个企业的兴衰，其领导起着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主要经营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管理风格的形成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因此说，建设高素质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项紧迫任务性。1、国有企业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生存发展环境，必须逐步改革国企主要经营者的选拔方式和选拔机制，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使得一大批真正具有经营管理能力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政治素质好的人才走上国企的管理岗位，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促进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岗位要求，采取企业内部竞争上岗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等办法产生国有企业管理者。2、加快培育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库，要通过人才市场和人才库的作用和效能的发挥，打破人才部门所有、条块分割，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优化人才资源配置，逐步实现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化、社会化、职业化。采取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经营管理者素质。3、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营者的责权利相结合、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积极探索与稳妥推进相结合等原则，还要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改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分配办法，形成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经营者收入分配机制。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收入一定要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与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实际挂钩。既要使经营管理者获得与其责任和贡献相符的报酬，还要提倡奉献精神，大力表彰和宣传有突出贡献的经营管理者的业绩，把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杨瑞龙、陈秀山、张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周树莲，《当代经济》
［3］《国外国有企业制度及其演变的比价研究》，袁志刚，《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