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西汉初期的货币体制状况……………………………………………………………………………2
二.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历史背景………………………………………………………………….3
（一）西汉前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得到加强，这是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政治基础…………………………………………………………………………………………….3
（二）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西汉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4
（三）西汉前期货币理论的发展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4
三.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内容…………………………………………………………………………..5
（一）第一次货币改革…………………………………………………………………………….5
（二）第二次货币改革…………………………………………………………………………….6
（三）第三次货币改革…………………………………………………………………………….6
（四）第四次货币改革…………………………………………………………………………….7
（五）第五次货币改革…………………………………………………………………………….8
（六）第六次货币改革…………………………………………………………………………….8
四.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历史意义………………………………………………………………….9
（一）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困难……………………………………………9
（二）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中央集权……………………………………………….9
（三）促使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
五.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启示………………………………………………………………………10
内容摘要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推出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和措施，不管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特别是政治上、经济上大一统的汉王朝最为引人注目，而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货币改革更是重中之重的组成部分。
由于西汉前期一直奉行“黄老无为”的政治制度和“与民休息”的经济制度，至汉武帝时期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各种矛盾开始凸现。西汉政府正值与匈奴大战在即，又逢连年的灾荒，再加上豪强兼并势力的不断膨胀，以致国库亏空，社会动荡。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汉武帝先后进行了六次货币体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体制问题，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各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是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对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困难，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中央集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制度的统一，使自西汉初年以来长期存在的币值不稳，货币流通紊乱的问题获得最终解决，建立起了五铢钱制度。这一统一健全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
关键词：汉武帝 货币 改革 五铢钱
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并大量使用货币的国度之一，形制规范的商代“海贝币”的不断面世，即是实物证明。中国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金属铸币的国家，始见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列国并存，故当时的金属铸币因国别呈现为币制不一、品类繁多。秦兼并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铸行“半两”流通天下，但时间短暂。在中国货币史上，真正使金属铸币币制不二通行天下，实行中央王朝统一铸行，实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铸行“五铢”币到其彻底进行币制改革之后。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年—公元前87年），是西汉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他7岁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是中国清代以前在位最长的皇帝。他文治武功，显赫一生，与秦始皇同被后人并称为“秦皇汉武”，可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汉武帝的思想积极进取，具有前瞻性，为朝廷、社会带来了新思维，进行了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
汉武帝的货币改革是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所进行的货币体制改革。汉武帝先后进行了六次货币体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体制问题，彻底改变和基本消除了西汉王朝初年以来币制不一、铸行紊乱而带来的各种弊端，为汉武时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权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西汉初期的货币体制状况
秦兼并六国后，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高祖刘邦初定天下，采取了较秦代更为宽松的经济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货币政策上实行了“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的放铸措施。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加之统治者又意为放铸能取悦天下之民众。故汉初币制一改秦之半两币量，铸行薄如榆荚、重约三铢的“榆荚钱”。在铸行中既有官铸，亦有民铸，币重有别，形成了秦“半两”、汉“荚钱”纷杂并行局面。这就为改铸、私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丰厚的回报，在利润的驱使下，民众纷纷投身于货币的铸造，货币数量无限增加，币值大跌，从而造成物价高涨，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而且使国家的财政经济受到严重的干扰。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为了遏制“弃本逐末”局面的发展，汉初统治者又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对重农固本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对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本身职能的认识片面，对“纵民放铸“才是引起“弃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没有根本认识，虽采取重农抑商，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治理，仅能医其表，而难治其里。
西汉文帝时期，对因货币紊乱而引发的物价高涨、弃本逐末日甚的社会弊端，采取了通货紧缩、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对流通货币实施增重措施，改变流通货币的紊乱局面。汉文帝时期虽有货币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却是“半两”、“榆荚”、“四铢半两”并行，故此时的货币紊乱仍然没有得以根本好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渐趋恢复，社会商品经济较前发展，货币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前所实施的通货紧缩及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措施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在汉文帝前元五年，其货币政策从通货紧缩转而成为“除盗铸钱令，便民放铸“。结果各地官铸、民铸、盗铸活动大为泛滥，在这场铸币的自由竞争中，受益最大的是郡国贵族、地主豪强和少数与官府相勾结的巨商。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中认识到，令民私铸的后果不仅仅带来的是经济问题，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借平定七国之乱的时机，于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但景帝并没有将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而是把这重大而艰难的任务交给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二.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西汉前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得到加强，这是汉武帝时期货币改革的政治基础。
在汉高祖时期，逐步解决了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楚汉相争，为了联合各方诸侯共同对付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承认或分封了八大异姓诸侯王。楚汉战争结束后，这些异姓诸侯王的存在便对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战争一结束，汉高祖刘邦便着手逐步解决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击虏燕王臧荼，立卢绾为燕王。六年（公元前201年）冬十月，用陈平计，执楚王韩信，降为淮阴侯。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击韩王信，“信亡走 匈奴。”九年（公元前198年）“春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夷三族。”“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月，上破布于会缶。布走，令别将追之。“”追斩布番阳。“”春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卢）绾。“高祖死后，卢绾遂亡入匈奴。至此，汉高祖刘邦所封异姓诸侯王，只有长沙王吴臣留存，但已构不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由此可以推论，汉高祖刘邦基本上解决了异姓诸侯王的问题。
在解决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汉高祖刘邦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又分封了大批同姓诸侯王。这些同姓诸侯王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又逐步构成了对中央王权的威胁。汉文帝采用贾谊的策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分齐为六国，淮南为三国，逐步减少诸侯王的封地。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随后平定吴王刘濞、胶西王刘昂、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的”七国之乱“，解决了同姓诸侯王对中央王朝的威胁。通过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努力，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得到了加强，这就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西汉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秦汉之际的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百业凋弊，物价上涨。汉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采取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汉高祖、汉惠帝、吕后时期，实行了清静无为的“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实施了著名的
”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平准书》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 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给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西汉前期货币理论的发展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西汉前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货币理论也有了发展进步。由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控制货币铸造权，逐步得到了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认可与提倡，这主要有贾谊的禁铜布论，晁错的货币国定论以及桑弘羊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汉文帝时期，实行“使民放铸”的货币政策，贾谊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着想，反对“使民放铸”，提出禁铜布论，即“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也就是由国家垄断币材和控制铸币权。他说这样做有七点好处，即所谓的“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铸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汉书·食货志下》）
晁错提出了货币国定论，即货币的价值由国家或帝王赋予。他在《论贵粟疏》中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桑弘羊在贾谊、晁错货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直接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政策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钱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人民才不会产生疑虑，如果放任私人和诸侯铸钱，人民就会弃本逐末，诸侯就会因铸钱而坐大，直接威胁中央王朝的统治。贾谊、晁错、桑弘羊的货币理论，特别是桑弘羊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制造了舆论，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三.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内容
汉武帝登基之时，虽然延续“文景之治”有过的一段“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短暂丰盈时光，但是由于社会财富逐步集中到少数从事冶铁、铸钱、煮盐的富人手中，富商大贾囤积财富、奴役穷人，以致国家财政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困局。出于中央政府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汉武帝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打击大贾商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也是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初衷。汉武帝在位54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期间，共进行了六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货币改革，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
汉武帝即位伊始，就进行货币改革。《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铢钱。”这次改革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 1.在四铢钱流通的基础上，发行三铢钱。四铢钱自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发行以来，至此已有36年。这次货币改革，并没有销毁四铢钱，而是另外发行三铢钱，与四铢钱同时流通。这样做，一是为了铸钱图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二是由四铢变为三铢，减重发行，节省了铜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扩大了货币发行量。 2.重如其文。这次发行的三铢钱，改变了西汉前期货币发行的传统做法，即币面价值与实际重量名实不符。从汉高祖的荚钱、吕后的八铢钱和文帝的四铢钱，币面价值都是“半两”，即12铢，而实际重量却分别只有3铢、8铢和4铢。这种做法，吸收了秦钱“重如其文”，名为“半两”实重12铢的做法，使铜钱从称量货币回到按数计值的铸币状态，以从实际上杜绝私铸。 3.正面铸有外郭。为了防止人们把铜钱的外边剪磨下来熔化后再行铸钱，这次发行的三铢钱正面铸有外郭，在形制上有所改进。
（二）第二次货币改革，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三铢钱只实行了五年，就被废除了，于是汉武帝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改革，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即恢复名为半两，实重4铢的四铢钱。这是回到了货币币面价值与实际重量名实不符的老路，但是汉武帝发行的四铢钱吸收了三铢钱铸有外郭的做法，以防止民间取巧，剪边铸钱。这次货币改革看不出其他目的，只是通过不断更换货币，达到铸钱图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
（三）第三次货币改革，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和发行大额虚币皮币和白金。
汉武帝时期的第三次货币改革主要有四点内容：
1.“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这次货币改革是销毁半两钱，不允许半两钱在市面流通，在此基础上，重新铸造三铢钱。这与第一次货币改革“行三铢钱”而并不销毁半两钱有所不同。这种以新币排斥旧币的做法，目的很明显，就是铸钱图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2.“文如其重”。又恢复币面价值与实际重量名实相符的做法。
3.发行大额虚币皮币和白金。《史记·平准书》记载：“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皮币币材由皇帝垄断，使用范围只在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所以对市面和后世影响都不大。白金由于币值相差太大，在当时引起严重的盗铸。《平准书》记载：“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五年后，由于“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4.“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为了推进货币改革，汉武帝制定了严厉的法令，盗铸金钱罪量刑最大可以判处死刑。
这次货币改革有三个目的：一是解决中央财政困难。《平准书》记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汉书·武帝纪》记载：“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二是稳定社会经济物价。《平准书》记载：“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稳定物价，就成为汉武帝货币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事实上，这项目标并没有达到。三是“摧浮淫并兼之徒”，也就是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重农抑商是西汉王朝的基本国策，打击豪强兼并与诸侯擅权是汉武帝既定的方针。在西汉王朝长期对匈奴作战，山东又遭受水灾，中央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平准书》）于是汉武帝采用更钱造币的办法，一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对商人和地方诸侯实施打击。
（四）第四次货币改革，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
第二次铸造的三铢钱实行了只有一年，到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就被废除了。于是汉武帝实行第四次货币改革，“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原因是“三铢钱轻，易奸诈”。这次货币改革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可以铸造五铢钱，中央政府铸造的称为“元狩五铢”，郡国政府铸造的称为“郡国五铢”，这两种铸钱同时在市面上流通。这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分享货币铸造权。2.重如其文。币面价值是五铢，实际质量也是五铢，这是吸收了三铢钱的铸造经验。
（五）第五次货币改革，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由中央政府机构钟官铸造赤侧钱。
由于郡国政府“多奸铸钱，钱多轻”，于是汉武帝实行第五次货币改革，即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令京师铸钟官赤侧。”此次货币改革的内容有四点:1.赤侧钱由中央政府机构钟官铸造，郡国政府不能铸造。2.“以赤铜为其郭”，即在钱的内外郭度上“赤铜”,所以叫赤侧钱。3.”一当五“，即一枚赤侧钱兑换五枚郡国五铢钱，这是有意抬高赤侧钱的价值，贬低郡国五铢钱的价值，对郡国五铢钱实行排挤。4.”赋官用非赤侧钱不得行“，即交赋税只能用赤侧钱，这同样是一种排挤郡国五铢钱的措施。
（六）第六次货币改革，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
赤侧钱同样是一种虚币，实行两年后，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又被废除。其原因是“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
第六次货币改革主要有四点内容：1.中央政府垄断货币铸造权。只能由中央政府机构，即水衡都尉属下的钟官、技艺、辨铜三官（即上林三官）铸造钱币，禁止郡国政府和私人铸钱。2.中央政府垄断币材。原来郡国政府铸造的钱币都被废除销毁，“输其铜三官”。3.强制使用“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即一切用钱的地方都使用三官钱。4.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内外都有郭。钱的重量为五铢，币面价值与实际重量相符，铸有内郭和外郭，制作技术先进，基本上杜绝了盗铸。《平准书》载：”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三官五铢钱的成功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王朝多年的私铸、盗铸钱币问题，一方面将地方政府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另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混乱问题。耗时数年，汉武帝统一货币制度的六次改革，至此才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四.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历史意义
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是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对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困难，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中央集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货币制度的统一，使自西汉初年以来长期存在的币值不稳，货币流通紊乱的问题获得最终解决，建立起了五铢钱制度。这一统一健全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
（一）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困难。
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文景之治“为西汉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笔巨大的财富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汉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西汉王朝的财政开支急剧增加，规模越来越大，不仅使前期积累的巨大财富消耗殆尽，而且产生了空前的财政危机。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垄断措施，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困难。除了采取盐铁官营，实施算缗告缗，设立均输平准外，实施货币改革就是一种铸钱图利的重要政策。
汉武帝时期一共实行了六次货币改革，通过多次反复的货币改革，达到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特别是发行大额虚币白金和皮币，更是一种直接的聚敛手段。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统治政策与货币改革，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平准书》记载：“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二）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中央集权。
在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的西汉社会，经商被认为是末业，商人处于“士农工商“的末位。长期以来，都是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富商大贾”不佐国家之急“，却”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所以汉武帝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更钱造币“除了赡用之外，就是”摧浮淫并兼之徒“。
地方诸侯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始终是一种威胁，所以时刻都在汉武帝的打击之列。在货币政策上发行大额虚币皮币，规定“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直接剥夺王侯宗室的财富，削弱地方诸侯的实力。发行赤侧钱，以1比5的兑换比例排挤地方诸侯铸造的五铢钱。垄断铸币权和铸币材料，严禁私人与郡国铸钱，同时颁布严厉法令，对私人和郡国盗铸钱币进行打击。汉武帝通过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促使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通过多次货币改革，最终确立了五铢钱制度。五铢钱采用优质青铜制造，重量适中，名曰五铢，重如其文，币形外圆内方，内外两面都铸有郭。这些特点表明，钱币体制逐步规范化与标准化，从理论上和技术上遏制了盗铸问题，促使钱币体制得到了长期稳定。同时，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铸造权，从而实现了货币的真正统一。五铢钱在以后长期使用，经历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前后流通了七百多年，是我国历史上行用最久、流通范围最广的货币，对我国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启示
汉武帝货币改革的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货币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汉武帝货币改革之因果，从中可得一历史的借鉴，即：社会政治的稳定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前提，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又会进一步促进社会政治的统一稳定。两者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偏倚不得，而社会流通货币的币制统一与否，其价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确运用，则是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两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这亦是被历史所证实的一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著：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史记》，岳麓书社，1988年
2.班固撰：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汉书》，岳麓书社，1993年
3.赵德馨主编，范传贤、杨世钰、赵德馨：《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4.傅筑夫、王毓瑚编：《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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