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文化选择及其“生命底文学”

论郭沫若的文化选择及其“生命底文学”

[摘要]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呈现出不中不西的混合状态。他以动的文化精神为统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大幅度的重组。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塑与他通过吸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形成的“生命底文学”的诗学观念有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决定着《女神》的风采与格调。

[关键词]五四时期  郭沫若  《女神》  文化选择  “生命底文学”  新诗  现代文学

前言：中国新诗的形态和发展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这一特定的文化语境就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误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重塑，它既是中国新诗的生地，也可能是中国新诗的死地。正是在这一复杂的文化困境中，中国新诗的文化选择成为影响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探究作为中国新诗奠基之作的《女神》在文化选择上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深层原因，或许会给我们的新诗研究带来一些饶有意义的启示。

一、谈郭沫若的诗歌必须从五四时期新诗所处的文化氛围谈起。

简约地讲，这一文化氛围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应对西方的冲击。在抉择路径的区分中，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思潮，如全盘西化和文化守成之类。尽管对于中国新诗来讲，它的至深的生长动力恐怕并不在于其文化资源的纯净。然而，由于中国新诗在其发生期正处于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焦虑使得人们对它的文化身份异常的敏感。《女神》出版后，闻一多、梁实秋、朱自清等都曾指出《女神》主要受的是西方的影响，闻一多更是明确表示了对郭沫若诗歌的“欧化”倾向的不满。闻一多在1923年的《女神之地方色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