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道德尽头的审视——余华小说《兄弟》的社会画面分析

前 言

2005年8月，沉寂十年之后的余华拿出了他的新作《兄弟》上部，不久，《兄弟》下部也出版发行。该书一上市就出现了商业热销的局面，它以欲望为切入点，以兄弟二人作为连接文革与当今社会两个时期的纽带，正如余华在后记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活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1]余华这次也出人意料地启用了被他疏远二十多年的“正面强攻”的写法，来表达两个时代的特征，抵达时代的真相。面对自己这部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小说，余华毫不掩饰自己的满意，他反复强调“正面强攻”一词：“我第一次正面地去写两个时代，而且是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叙述的内容和强度也增加了，提供的信息也更多了。”[2]

一、“文革”背景下的人物画面

余华出生于1960年,“文革”十年在他的记忆中占据着相当大的篇幅，相当重的分量，他在与王尧对话时说过：“‘文革’的时候，我刚好是经历了童年，包括‘文革’后期经历了整个一个少年时期。‘文革’开始时，我们刚好六岁，已经记事了，慢慢的开始要去了解那些事件了。所以我感觉到，像我们俩，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必然是回忆‘文革’。” [3]所以，正如评论界所指出的，“文革”内在的影响着余华的创作，即使他有的作品不是直接写“文革”的，也仿佛有“文革”的影子和气息弥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