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本文简介
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居民收入影响
物价影响影响
教育水平影响
人口年龄影响
瞻式消费过渡介绍
四、消费结构的总结
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各项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它反映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各类商品以及劳务的需求结构，体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状况。居民消费按照当期市场价格计算而得，即按居民支付的购买者价格计算。购买者价格是指购买者为取得商品或服务而所支付的价格，其中包括购买者支付的商业费用和运输费用等。中国市场已完全消除了日用品和食物短缺的现象。居民消费结构亦发生很大变化。在居民全部消费支出中，反映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衣着和基本生活用品支出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体现发展与享受需求的住房、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休闲旅游等项支出的比重则迅速上升，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居民消费结构受以下几方面影响：一、受到居民收入（经济背景分析目前随着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中国民消费能力也不断提升）。二、物价 三、教育水平 四、人口年龄
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是居民从各种来源所取得的现期收入的总和，分为纯收入和毛收入 ，居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市场容量大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者购买力水平，收入水平高，则购买力强，反之则弱。如果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发展,那么生产力水平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导致经济增长迅速却不被人们感觉得到的关键原因之一,也是我国消费有效需求不振的重要因素,更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隐患。适逢党中央把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到了战略高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使之与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其次,从经济发展状况和宏观经济政策两方面考察了影响居民收入的宏观经济因素,发现为提高我国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国家应加大城镇化、开放和工业化的实施力度,有选择性地加大投资力度和适当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矫正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再次,从城镇和农村两方面剖析了影响居民收入的微观经济因素。对于城镇居民收入,从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两方面进行了剖析,认为提高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以及改善企业分配格局是提高工资性收入的有效途径,而拓宽资本来源渠道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被认为是提高非工资性收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从成本收益和要素贡献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农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和负担相对较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高不利,同时认为国家主要应该从提升科技水平、加大农业机械推广力度和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等方面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二、物价：如果是整个物价上涨的话，即CPI上涨，生活成本增大是最直接的影响，之后会导致银行利率增加，则存款收入增大（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贷款成本上升。因此，会抑制消费，增大储蓄比例。物价上涨幅度与居民对此物品的消费能力成反比，物品上涨幅度越大，居民的此物品的消费能力越低，反之亦然。物价下跌幅度与居民的此物品的消费能力成正比，物价下跌幅度越大，居民的此物品的消费能力越高，反之亦然，当物价下跌时，人们会增大购买量，大量购买物品，但有时会买回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当物价上涨时，人们会减少购买量，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并且转移消费方向。对于不是特别需要的物品价格上涨时，人们总会等到价格回落后再购买。 价格是消费者衡量商品价值和品质的直接标准，在消费者对商品品质、性能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主要通过价格判断商品品质，许多人认为价格高表示商品质量好，价格低表示商品质量差，这种心理认识与成本定价方法以及价格构成议论相一致，便宜的价格不一定能促使消费者购买，有可能会使人们对商品品质和性能的怀疑，适中的价格可以使消费者对商品品质和性能有放心感。
三、教育水平：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也日趋复杂，扩大国民消费需求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因此对消费和消费结构问题的研究成为了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它反映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的一项重要指标，考察了居民消费的内容、质量和水平。研究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关系对从教育入手优化消费结构有重要意义，实证结果表明:(1)人均受教育年限与消费结构系数显著正相关。(2)加入收入后，人均受教育程度与消费结构等级系数正相关关系变得不显著，而收入对消费结构系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受教育年限对消费结构系数有促进作用。其中，收入在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结构系数的促进作用起中介作用，而且是完全中介作用。受教育程度是通过收入对消费结构的等级产生促进作用的。具体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结构的等级越高。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期促进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
四、人口年龄：从需求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则不能忽略一个关键的问题：人口消费行为，这也是我国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人口作为重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其规模、年龄、性别、等结构对消费合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不同年龄阶段和年龄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到消费的多少，不同的年龄对消费的需求不同，以及需求量的多少，年龄越大相对物价的消费是呈现下降的趋势。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快速转变，近乎无限的劳动供给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年均GDP增长率甚至达到了9.8%，创造了“中国奇迹”。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我国却出现了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关注。人是消费活动的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消费水平产生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陷入了需求不足的增长困境，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规模，将最终对总的消费产生重要的影响，
消费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投资和出口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外部经济环境阶段性恶化的情况下，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对我国居民消费特征的分析就有了现实的必要性。 一、从现时消费向前瞻式消费过渡 从消费理论发展来看，是由现时或当下消费向前瞻式消费过渡。人们对消费需求的增加，对消费品质和性能的要求的提升，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物品的需求不仅仅是量，而是提升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是对物品的外观和质量性能等更高的要求，目前人们上的生活水平逐渐像小康生活发展水平发展，目前不仅仅是对物品的满足还对精神上有需求，这些都是人们生活水品的不断发展合提升的趋势显示的结果。前瞻式消费极大地依赖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如失业、医疗、养老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稳定消费者的预期，能够更为理性地、平滑地规划自身的消费路径，从宏观的角度看有利于熨平由消费波动诱发的经济波动。而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将沉淀的财富变得流转起来可资消费，使未来资源可以通过适当的金融制度安排，实现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统一考量。正规的金融消费安排比如按揭贷款、消费信用贷款等，而非正规的金融消费安排，比如金融互助组织、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随礼”等，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金融安排，都能使消费跨时间、跨状态地进行资源融通，从而有可能实现资源更优的配置，通过消费行为提高所获得的效用。 二、由家庭组织式消费到个体式消费再到家庭功能式消费 家庭在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知识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具有组织生产和分配消费的经济功能，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传统农业社会，物质生产力比较低下，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较强，家庭消费资源由家庭权威进行分配。在工业社会，个体的自由逐步得到彰显，消费的自主性得到加强，个体主观消费获得释放。而发展到知识社会，知识的局部性和碎片化使个体之间的关系性再次得到强调，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关系性，这是在确认个人主体性基础上的关系性，家庭作为社会单位也在消费资源分配中发生作用，可以称之为家庭功能式消费，以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组织式消费。 1．消费的生命周期代际交叠的特征明显 在生命周期内，经济个体始终要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或然发生的疾病、交通或工作事故等也会引发财产上的损失，还有子女抚养、嫁娶、盖房购房、赡养父母等这些大开支项目。当在文化背景影响之下代际之间发生收入转移时，如父母在子女婚嫁中购房的支持，就形成了典型的生命周期代际交叠的特征，这是两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结合在一起做消费和储蓄的规划。在我国大中城市房价和收入之比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下，住房需求为什么还能持续地支撑供给？原因是一个家庭中的多代人在购买和供养一套房产。这样，在高房价下存在可以实现的刚性需求这一问题就可以理解了。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代人对下代人生活状态的关怀并与之相伴的收入代际转移是不尽相同的。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中，上代人对下代人的遗赠，下代人对上代人的赡养，都为消费生命周期代际交叠提供了具体的行为模式。 2．消费体现了社会关系性和结构性特征 消费作为一种经济行动，也是社会行动的特定类型。消费行为具有社会性的定位，要充分考虑消费行为其所嵌入的具体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而消费——储蓄模式是社会构建的。比如，家庭养老、社会保障养老、商业基金养老等具体养老模式的形成，是不同经济社会互动的结果。 社会关系对消费等经济行动的影响不能与非理性相混淆，储蓄和消费行为极大地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社会关系网络凝固成的制度。行动者可能为了自己的消费和储蓄占用他人的社会关系，这种占用可能是弱关系，也可能是强关系，弱关系往往与高信息差异、低信任度相联系，强关系往往与低信息差异、高信任度相联系。因此，占用他人的社会关系，是信息和信任所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综合考量的结果。当社会关系可能有经济活动产生时，社会关系比经济活动的结果更为重要。 三、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濡化下的消费模式，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之中，其中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生、持续和变迁，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模式选择。这从正规和非正规制度两个层面产生影响。正规制度涉及正式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消费税、利息税、资本所得税等一系列有关消费和储蓄安排的税制结构。非正规制度涉及到养老、失业、医疗的支撑安排，这些社会保障安排的社会化程度及其对家庭内经济功能的替代，构成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把老龄化进程当做一个因素纳入经济的不确定性中时，以人口负担结构为基础的养老模式是存在巨大风险的，不具备持续性。将儒家文化承载的养老保障的经济功能分离出去，要求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体系，推动完全个人积累制度。当然，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多层次的，在多层次的需求中，合理的做法是将可以市场化的基本经济保险和保障从家庭功能中分离出去，同时也使得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更加纯粹和稳定。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信念体系等非正规制度，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很大影响。非正规制度和正规制度之间是相互补充或相互替代的，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能会是互动的。它们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是对违犯行为的惩罚问题，违犯正规制度往往是第三方可以验证的，惩罚也是第三方实施的。而非正规制度却几乎全都不能被第三方所验证，违犯惩罚只能是自我实施的。例如，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家作为一种养老安排的载体，当产生子女不孝、不承担赡养责任等违犯行为，除了自我谴责，很少负法律责任；或者是第二方实施，不承担赡养责任，因父母在亲友圈的信息披露，使该子女声誉受损，从而经济交往受到限制。而市场化的养老保险，则有相关的金融和保险法律、法规来规制各当事人的行为，违犯行为的惩罚由法律权威部门强制实施。
总结：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其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就越明显。如今具有高收入、高学历、高信息量的消费者，不再把消费视为一种对商品或劳务的纯消费活动，也不再安于被动地接受企业经营者单方面的诱导，而是要求作为参与者与企业一起按照消费者新的生活意识和消费需求，开发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个性化商品。即便是那些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也在想方设法体现自己独特的风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要求每件商品都要根据他们的需要而定做，每项服务都要根据他们的要求而单独提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不断升级换代，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未来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居民消费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非物质消费为主；生存资料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享受和发展资料消费比重上升；消费结构的变化越来越体现生活质量阶段的特征，各种高档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的有效需求上升，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和质量要求意识大大提高等。
